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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,夏洛特從香港到了台北,從台北到了生態綠,從生態綠到了黑潮,從黑潮落到我手上,最後被我帶去鄉間裡斑比的三合院。就是那個晚上,彈彈唱唱著,而在身後等待晾乾的,這麼恰巧就是毋忘六四。
1989年,不用問我對六四有什麼記憶,因為不可能會有,一個未滿八歲住在山坳裡的孩子,甚少看電視也沒看過報紙,所以當消息鋪天蓋地席捲而來之時,我的世界裡並沒有革命或者抗爭這種字眼,沒有民主、沒有自由,更從來沒有聽過共產與資本的邪惡爭鬥,啊,我是個連自己臉孔都沒見過的平凡孩子。
於是,我常常在想,如果1989那一年,就如同生命裡的每一次春夏秋冬那樣平凡,那或許,現在的我會是另種樣子,
無所謂喜不喜歡的,只是另種樣子而已。
但89年終究是個巨大的標記,相對於歷史悲劇,父親的死只是宇宙中的一個小點,小到,我對天安門事件短短不到兩個月的經過認知,遠遠超越活了三十五年的父親。
於是就這樣,
89年之後,我的世界改變了。
我被從山坳帶出來,先後在90年到95年之間,足跡遍及三大洲,十幾個國家。見識了世界,回頭望見自己的身影,從此,再也,回不去了。
「人類在邪惡中發現了自己的共謀;革命者對此渾然不覺,只求改變現狀取而代之,但是反叛者則清楚地知道,自己所反對的社會文化,也是蘊育塑造今日自己現有一切的根源,所以他尋求的是社會良知的覺察與改革。」_羅洛梅《權力與無知》
今天四處瀰漫著對六四動情的氛圍,但另一方面來說,
這世界仍然持續冷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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